1973年，徐兴琼出生在重庆彭水县龙塘坝凉风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，6个姊妹中她是老大。徐兴琼满7岁时，已是家庭中不可缺少的劳力了，她在家里要煮饭，喂猪，照顾弟弟、妹妹，打扫卫生。一天，院坝上晒着稻谷，6岁的弟弟撵着麻雀，3个妹妹围着狗在追，床上还睡着1岁的妹妹。徐兴琼在猪圈里切着猪草，大妹妹跑来说，小妹妹在哭。徐兴琼把刀子一扔，跑回到屋子，抱起了小妹妹。尿布还没换好，又听到弟弟在大哭，徐兴琼冲出屋子一看，弟弟摔得鼻青脸肿。这时，大妹妹跑来又说，二妹妹和三妹妹在猪圈争抢刀子，三妹妹的手划出血了。徐兴琼吓得不知所措。
从坡上种包谷回家的爸爸妈妈，看到二儿子肿着脸，五女儿的手出着血，饭还没煮，猪也没喂，家里乱得一塌糊涂，免不了对徐兴琼一顿训斥。徐兴琼想哭，又不敢。只要弟弟妹妹在家发生意外的事情，爸爸就拿她出气，妈妈也说她没出息，这已是家常便饭了。
村中的伙伴背着书包上学去了，徐兴琼却牵着一头水牛爬上了北边的山坡。在水牛悠闲地吃草的时候，她手拿镰刀，在坡上割着野生的苕叶、山药藤等猪草。家里喂了4头猪，猪食的一半要靠她提供。到了中午，她把水牛拴在一根木桩上，背起打好的猪草下山。回到家后，她扒拉几口冷饭，吃几块榨菜、喝一瓢冷水。饭吃完后，她把一根绳子往身上一搭，手拿一把柴刀，便往山里飞奔。下午，她牵着吃饱的水牛返家，还要背一捆煮饭的木柴。
邻居的么妹到镇上读初中，回村给她讲了学校的好多新鲜事，让13岁的徐兴琼羡慕不已。这时的徐兴琼已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了。她个子不高，长得壮实，一天插秧达3分地，割谷子达2亩。村民们夸奖徐兴琼，说她这么小的年纪，比村上的小伙子还能干。可她还是想读书。有一次，她大着胆子对爸爸说，她想读书。爸爸说，家里有8张吃饭的嘴巴，你去读书，弟弟和妹妹都想读书，家中哪有钱交学费？把家里的粮食卖了，把猪和牛卖了，都凑不够。何况，盐巴都没钱买。爸爸摇着头。徐兴琼叹口气，背起一个背篼，割猪草去了。
村里的二娃考上大学，飞出了山窝。听到消息的徐兴琼怔住了。她跑到二娃家，二娃家里张灯结彩，大摆着宴席，喝酒行令声震动夜晚。此时，20岁的她住在破烂不堪的房子里，墙壁垮了一大截，立柱倾斜，睡在床上，看得见山野的星空。碰上下大雨，全家人只能挤在一间稍好的屋子里，背靠背地打着冷战，哆嗦到天亮。父母一直有建房的愿望，又找不到建房子的钱。徐兴琼看看炒菜的旧铁锅、空空的米橱、钉子打的木床、掉瓷落色的口盅……她认定，二娃有福，她没得福，她只有出力气干活的命。在山上，她举起锄头，狠狠地一挖，挖起了一大坨泥巴，她心里想的是，多有几件换洗的衣服，每个星期能吃上一顿肉就好了。
1995年，徐兴琼结婚了，丈夫是一个高中毕业生，在乡里当农技员。徐兴琼很高兴，脸上充满了光彩。她想凭着自己这身力气，日子会像山中的包谷秆儿，一节一节地甜。一年后，他们有了女儿。丈夫的脑壳很灵活，他对徐兴琼说，要想致富，山上的包谷只能够填饱肚子，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。我们应该外出打工，挣一笔钱回来，修房子、买彩电和电冰箱。
1998年9月，徐兴琼和丈夫来到福建泉州市一家服装厂打工。丈夫有文化，很会见风使舵，办事又麻利，很快被提为一个小工头，负责辅料部的工作。徐兴琼在服装车间拿计件工资。厂里规定，每个人每天做了多少条裤子、多少件衣服，把数量记录在墙上，月底算出工时、损耗的布料后发工资。徐兴琼不会写字，更不会算账，她就委托自己认的干妹妹帮忙，把她的工作量计算出来。干妹妹很乐意，还教她一些计算的方法。为感谢干妹妹，徐兴琼为她顶班和顶工时。
几个月过去了，徐兴琼想不通：她从不贪玩，做的衣服数量多、质量好，每次检验都过了关。干妹妹做的衣服少、又返工、浪费布料多。可一到月底领工资，干妹妹得600多元，她只得300元，但她又不好问别人原因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半个老乡的张姐实在看不惯了，把她拉到了厂外边说，干妹妹把徐兴琼的工时、打好的衣服，写上了自己的名字；把打废了的衣服、质量有问题的裤子记在了徐兴琼的头上，这样，干妹妹领的钱肯定比她多些。
徐兴琼恍然大悟。她找到老板说，她的好多钱被干妹妹冒领了，能不能从干妹妹的工资里扣出来还给她。徐兴琼的口音很重，老板是泉州人，听不懂徐兴琼的家乡话。老板说的闽南普通话，徐兴琼也听不懂，憋急的老板对她大吼：“讲普通话……”
她决心自己记账。她搓了很多纸棍，长的代表裤子，短的代表衣服。她每天做了多少裤子和衣服，就捡出多少根纸棍。这种最原始的记录方法，是她爸爸在家算时间用的，爸爸说他从来没错过。这样搞了一个月，她交去的服装与她计数的纸棍仍然对不上号。她弄不清楚是有人暗中在她的纸棍上捣了鬼，还是她记漏了，她只能按质检员说的数字为准，领取工资。她明明晓得吃了亏，但她找不来替自己辩护的理由。
厂里的规章制度规定，不得随地吐痰。徐兴琼不识字，一口痰来了，她一点也没有考虑，便“啪”地吐在了地上。车间的陈主任来了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示意她站起来，带着她走进办公室，拿出规章制度的条例，要她找出违反了哪条纪律。
她茫然失措，红着脸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陈主任很生气，认为她知错不改，手指在办公桌上用力一敲，两眼射出怒火。李秘书在陈主任的面前耳语了几句，陈主任的态度缓和了，叫她以后不要再在车间里吐痰了。受了惊吓的徐兴琼，连连点头认错。
她外出办事，内急得很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厕所，却认不得“男女”二字，便一头钻进去。里面有几个男人，突见一女子闯入，大声惊呼，徐兴琼也吓得抱头鼠窜。她跑进了农贸市场的厕所，一个男人进来，看见她转身就跑，并怪怪地叫了几声。等徐兴琼从男厕所出来，街上围来一群人，冲着她骂，非常愤怒的样子。以后，她掌握了一个原则，进厕所时等看清了有女人出来，她才进去。
有一次，她托人写好了汇款单，到邮局寄钱。办完事后，她想给女儿买一件衣服，就走到一家商店，一问售货员，她买不起。走出商店，她傻眼了，找不到自己工厂的方向了。问行人，行人听不懂她问的话，无法回答她。她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，脚走酸了，肚子饿了，天都黑了，她还在街上打转儿。实在没法，她蹲在地上大哭起来，哭声惊动了街上的巡警，他们把徐兴琼带到派出所，派出所的王指导员叫她写出所在单位的地址或名称，她说她不会写字。
王指导员费了很多工夫，听懂了她说的话，打电话一问，厂里证明确实有这个人。其实她所在的工厂离派出所只有1000多米。
徐兴琼见丈夫与厂里的一个女子关系很密切，心中有些不快，嘴上却不敢说出来。有一天，丈夫领着那女子到他们住的地方，当着她的面，与那女子摸摸搞搞，行为放肆。她刚要开口，丈夫看见了她的神色，抢先猛吼她，叫她不要多管闲事，留点口水养牙齿。
丈夫几天没回家。在一家餐馆，她找到了丈夫，丈夫在给那女子喂菜，女子正伸出舌头。徐兴琼还没发作，丈夫把筷子一放，站起身来大骂：“你这没文化的臭女人，来干啥子？像个无头苍蝇，到处乱窜！你没事多干点工时、多做几条裤子……”
有理说不出、有嘴也难辩的徐兴琼站在餐馆内气得直发抖。丈夫怕难堪，赶快把账结了。丈夫经过她身边，对她说，不要来找他，有啥子事，他来车间。女子的手搭在丈夫的脖子上，故意嗲声嗲气地要钱买饮料。
一天，上夜班的徐兴琼突感腹部剧痛，她请了假回家休息。当她推开门时，丈夫正与那女子颠鸾倒凤地在床上。她骂了丈夫，又骂了那女子，然后猛地关上了房门，冲进了夜幕之中。面对皇天后土、面对星星闪烁的天空，她想大哭，宣泄自己受到的屈辱和不公正的待遇，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，但一想到家乡的小女儿，她忍住了。
1999年7月，徐兴琼实在看不下去丈夫为所欲为、不把她放在眼里的做法，她含着屈辱和悲愤，只身从泉州回到了村里。
回到家乡的徐兴琼大哭了三天三夜，把找工受气、丈夫在外花心等原因，归咎为自己没有知识、没有文化所致。她横下一条读书的决心，把4岁的女儿寄养在亲戚家，把部分土地承包给别人，踩着星辰，翻山越岭来到十公里外的希望小学的校门。
“我要读书！”徐兴琼找到黄金村小学校长严万能。27岁的农村少妇读一年级？活了40多年的严校长头一次遇上这种蹊跷事，他拍起了脑门儿。在村小的教师大会上，严校长说，这里的重男轻女思想严重，女人的文盲比例高，我们收下徐兴琼，等于教育了一批人。严校长考虑把徐兴琼安排下来。并免除徐兴琼所有的学费和课本费。
徐兴琼背起书包上学了。
她的公公不以为然地说，读啥子书嘛！饭都没吃饱，还有心情上学。她那么好的身体，坐在教室浪费了。邻居嘲笑说，徐兴琼都老了，跟小孩子坐在一起读拼音，好意思吗？还有人说，女儿都四岁了，才去读小学一年级，牙齿都要笑脱。
徐兴琼顶住了压力。
每到星期六，一大早，徐兴琼必须走十多公里的山路赶回家。她得扛起锄头上山，因为不种烤烟，就没有一点经济来源。她虽不交学费，但得买生活必需品，寄养在外的女儿也要花钱。她的父母还指望徐兴琼的救济，不可能在经济上支援她。一次，乡农技员发给她一堆科学种烤烟的资料。农技员对她说，粗放型的种烟不行了，地膜覆盖种烟是一种新技术，这种新技术可使烤烟的等级上一个台阶。乡农技员的一番话说得徐兴琼发愣。农技员走后，她蹲在地上看，看不懂，就悄悄看别人怎么种烤烟，然后她就跟着学。有时只能盲目地凭一种感觉，所以她种的烤烟，在数量和质量上，都比别人差。
现实的生活和不懂得农业生产新科技的教训，使徐兴琼坚定了读书的决心。她学习异常刻苦，听讲、跟读、写字，每一个学习环节她都毫不马虎。班主任庹汉芬老师找来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课本，教她学习新课程，为她制定出用三年时间学完小学的计划。吃了晚饭，村小的几个老师免费来为她上新课，使她深受感动。
她担忧，这三年学习中，她的粮食不够吃怎么办。每天晚上，她做完作业，躺在床上愁得睡不着觉。她吃的是去年和前年省下来的粮食，打工的血汗钱买了谷种和化肥，请人代种了烤烟。摆在她眼前的生计问题，像一座沉重的大山，压得她喘不过气。她还想读初中，可眼下能不能顺利地读完三年小学，心中都没底。
徐兴琼问严校长，她以部分承包的土地作为粮食，完成小学学业，行不行？严校长答应帮忙咨询，并要她安心学习。
从泉州打工回村里的四妹，给徐兴琼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她的丈夫和那个女子已经住在一块了，并传言说要结婚。
她顾及面子地对四妹说，丈夫不可能和那个女子结婚，因为她和丈夫还没有离婚。丈夫不愿意跟一个没有文化、没有知识的人在一起生活，他是对的。她存在这样的一种想法，等她有了文化和知识，丈夫会从别人的身边回到家里来。她相信丈夫还是爱她，爱他们的女儿的。
她的面前还横着许多座高山，够她一辈子辛苦和跋涉的了。对于生活的高山，她一点也不畏惧和退缩；对于知识的大山，她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哪怕摔得头破血流，哪怕付出巨大的牺牲，她都要把书读下去。
（《人生与伴侣》2001年第3期陈与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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